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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王朝更迭时，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2)******

到了隋朝，得益于政治上再度实现南北统一，广泛的全国市场也重新出现。汉末长久以来的政治动荡与分裂使得铸币五花八门、轻重不一，也需要一种新的货币规范。隋文帝开皇初年，采用相对来说比较合乎标准的五铢钱，大约每千枚重四斤二两，但整体市场上的钱币很杂乱，民间仍有私铸的现象。开皇三年（583），要求各个贸易关口严格查钱，合乎标准的钱才能入关，而不符合标准的钱要没收改铸，一些旧钱如常平五铢（北齐）、五行大布（北周）、永通万国（北周）等钱，两年内禁止流通。于是，开皇五年（585）以后，逐渐形成了以隋五铢为主的货币。

五铢钱的大小、轻重适中，采用与文字一样高低的外郭，从而保护钱文，使之不容易磨损。至此以后，古代钱币的基本重量固定下来，即便是在唐废五铢钱以后，新钱的大小轻重仍然以五铢钱为标准，被称为是“中国历史上用得最久、最成功的钱币”，今天新疆一带乃至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也有五铢钱出土。

唐宋货币，其生命超越创造它的王朝

货币在唐代产生了重大变革，首先体现在货币的名称上。唐以前的货币，以五铢钱为典型，差不多都是以重量为名称，从这个意义上看，钱币依然是一定重量的“铜块”，而唐朝开始，钱币改称“宝”，如通宝、元宝，并冠以当时的年号。在钱币学家看来，这说明货币更加具有社会意义，钱币成为支配人类社会的“宝物”。

如前文所述，钱上铸年号，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唐代最开始铸造的钱币也并不是年号钱。唐高祖统治初期，仍用隋之五铢钱和其他古钱币。武德四年（621）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累，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旧唐书·食货志》）从此，铜钱不再以重量来铸名，而是改称“通宝”流通。通宝即“通行宝货”，唐人有“钱者通宝，有国之权”的说法。同时，开元通宝将五铢钱时代的二十四铢进一两改为十钱进一两，是度量单位上的大变革。

值得一提的是，武德年间铸造的这批钱币究竟叫“开元通宝”还是“开通元宝”，争议持续了上千年。《旧唐书·食货志》里说：“其词先上后下，次右左读之（即直读，开元通宝）。自上及右回环读之（即旋读，开通元宝），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史书讨巧地认为，两种读法都是有道理的，便将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抛给了后来者。当今主流观点认为，虽然唐宋期间的不少文献都有“开通元宝”的说法，然而，两晋南北朝以降，钱文的读法为直读，唐初的货币也应尊重这一传统，也就是读作“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一般也被称为开元钱。这里的“开元”比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早了一百年，因此并不是年号钱。它的含义，从字面意义上讲，似乎就是想要开创一个新纪元，将从前旧的、不够完美的痕迹抛弃，寄寓着美好的政治想象。也由此，后世还有仿铸“开元通宝”的现象。

清代民间铸造的“开元通宝”。来源/王钊《开元通宝的产生及意义》

唐乾封元年（666）所铸造的“乾封泉宝”才是正式的年号钱，然而没有行用一年就作废了。此后，唐代还铸造过许多年号钱，如乾元重宝、大历元宝等。毫无疑问，唐钱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开元钱，它是唐代三百年间最主要的钱币，唐以后还流通了上千年，且其轻重、大小成为后来制钱的楷模。宋时有诗人叹道：“半轮残月掩尘埃，依稀犹有开元字。”甚至到了清朝，较为偏僻的两广地区市场上仍然流行着开元钱。

开元钱对周边国家也有深刻的影响，东至今朝鲜、日本，西至今阿富汗境内，都有开元通宝的仿铸和使用。以开元钱为核心，形成了一个货币文化体系，维系着整个东亚、东南亚的货币制度稳定与区域经济发展。

史家常以汉唐并举，其发行的铸币同样也是如此。五铢钱自汉武帝元狩五年起，在汉朝三百多年没有什么变动；而唐代武德四年（621）起用开元通宝钱，两三百年间也没有什么变动。吕祖谦说：“自汉至隋，惟五铢之法不可易；自唐至五代，惟开通之法不可易。”（这里使用了“开通元宝”的读法）足见五铢钱、开元钱深刻的影响。

到了宋代，货币文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宋代铸币书法布局优美，每个皇帝统治时期几乎都有新的铸币，甚至每隔几年就会出一种新钱。

从货币经济价值上看，这种多变的铸币看似并不利于交易的稳定，实则不然。不同种类的宋钱，变的是上面的年号，而钱的大小轻重几乎不怎么变化，年号可以看做钱币的年份版次，不同版本的钱币并不阻碍其流通。

宋代的货币文化深刻影响着周边地区，越南在北宋时期开始铸造与中国钱相似的货币，朝鲜的铸币也自北宋始。在高丽、日本、交趾三国，宋钱都是主要流通货币。从唐朝至明末，流入日本的中国铜钱在日本作为主币使用。彭信威先生将镰仓幕府时期的日本称为“宋钱区”。

唐宋钱币在明清依然得到一定流通。明代铸币规模较小，明代流通的铜钱中，明钱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是唐宋钱，就连私铸，往往也是铸唐宋钱。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在福建漳浦县，嘉靖三年四年用元丰钱，七年八年用元祐钱，九年十年用天圣钱，万历三年又用熙宁钱。《日知录》中也提到“予幼时见市钱多南宋年号，后至北方，见多汴宋年号…………间有一二唐钱。”这些宋钱，质精且多，被称为“好钱”，甚至有不少是从地下掘出来的，导致本朝发行的新钱“废不用”。（《五杂俎》）看上去，明人对各式各样的宋钱都充满了偏爱，什么都用，就是不太爱用自己本朝发行的钱币，这也是颇为奇特的现象。

货币与政权的命运

新朝历战乱而建立，往往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市场上铸币芜杂，轻重不一，导致交易中诈伪横行。因此，便有了规范货币使用的要求。前朝的货币命运如何，一定程度上也要取决于新铸币的质量好坏，能否真正替代旧钱。历代也有过以官方发行的新铸币兑换民间缺斤少两的“恶钱”、兑换民间流通的古钱币，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新旧钱币实现平滑地过渡，而旧钱依然在市场上继续流通。

铜铸币之外，中国历史上一度通行过纸币。元代极力推行纸币“宝钞”，限制金属货币的流通，但是在维持纸币币值稳定的方面，是非常失败的。元末通货膨胀、物价高涨，人民生活困难，而元朝政府也无力处理趋于崩溃的经济体系，进一步滥发钞票，只是雪上加霜。列宁的名言“毁灭一个社会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毁灭其货币”足证这段历史，在无法遏制的纸钞持续走低与国内日趋紧张的局势之中，元朝走向灭亡。元代的宝钞，也随着政权的灭亡而消泯了。

元至元通行宝钞。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明朝初年，也仿照元朝的做法，用钞不用钱，后来才加以变通。直至纸币价格不受控制，才最终以银钱支付。明正统以后，宝钞并不通行，“钞”用以表示货币却已经深入人心，明末仍以“钞”表示货币，如“银钞”或“钞银”，实际上指的是银、钱，而不再专指纸币。

清军刚入关时，允许明钱流通：“初户部以新铸钱足用，前代惟崇祯钱仍暂行。”（《清史稿·食货志》）我们今天看到的崇祯通宝，其背面印有满文的“宝泉”，或有汉文的“清忠”，两个对立政权的象征全然出现在同一枚货币之上，或许与此有关。

随着清人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稳定统治，前朝的货币便随着朝廷的禁令成为历史。《清史稿·食货志》中说：“馀准废铜输官，偿以直，并禁私铸及小钱、伪钱，更申旧钱禁。嗣以输官久不尽，通令天下，限三月期毕输，逾限行使，罪之。”就是在说，清朝在稳定之后，要求回收铜钱到官府，并且严禁私铸、严禁旧钱。

然而，长久以来市面上通行的古钱很多，一朝禁止势必导致经济动荡。康熙二十四年（1685），学士徐乾学上疏，认为只要便于百姓生活，古钱、今钱可以共同使用，而且这是自古便有的事情，“自汉五铢以来，未尝废古而专用今”。而且，在钱法混乱、经济动荡的时候，能够“资古钱以澄汰”，所以古钱得以易代流通。康熙帝认同他的说法，“尽宽旧钱废钱之禁”。乾隆二十二年（1757），两广总督李侍尧请禁旧钱伪钱，清廷则重点查收吴三桂留下的“利用”“洪化”“昭武”等伪钱，仍允许旧钱的流通。（《清史稿·食货志》）

清廷虽然严申钱币之禁，但其重点打击对象，其实是民间私铸和一些抗清势力铸造的伪钱。当然，这并不是说清廷支持古钱的流通，清代有组织地回收旧钱并折价兑换为本朝铸币。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发密切，货币种类日益繁多，铸币方面既包括传统的白银、铜钱等，也有外国流入的洋钱。晚清引入了新的铸币技术，铸造新的“铜元”，但只通行于部分省份。

广东省造每百枚换一圆光绪元宝铜币。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贯彻——从党的二十大看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密码之十******

　　新华社北京12月29日电题：贯彻——从党的二十大看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密码之十

　　新华社记者

　　“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纵览党的二十大报告，“贯彻”一词出现20余次。

　　贯就是串，彻就是通；上下贯穿，通达至底。从这个词，可以感悟到中国共产党令出如山、言出必行，一以贯之、一贯到底的作风和品格。

　　贯彻之源——中国共产党在狠抓落实中锻造出强大政治执行力

　　10月25日下午，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一次集体学习，主题正是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全党要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坚定不移把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落到实处，奋力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定话语掷地有声。

　　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善于把远大理想、最高纲领同脚踏实地、阶段性目标结合起来。这正是“贯彻”二字的力量所在。

　　纵观百年党史，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带领人民不断夺取新的胜利，靠的就是全党同志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变成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巨大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重视抓贯彻落实：在河北正定工作时，决定了要做的事，就抓住不放，一抓到底，抓出成效；在福建宁德工作时，用了两年时间清理干部非法占地建私房，不达目的不罢休；在浙江抓“三农”工作，一竿子插到底，直接向基层干部宣讲……

　　习近平总书记屡次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对于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贯彻执行情况，总是亲自调研、亲自督促、反复去抓——

　　党的十八大闭幕不到一个月，就主持制定中央八项规定，并始终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带头严格执行，十年如一日，将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推向深入。

　　以钉钉子精神抓扶贫，7次主持召开中央扶贫工作座谈会，50多次调研扶贫工作，走遍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先后6次就“秦岭违建”作出批示指示，直至千余栋违建别墅被整治、相关人员被查处，彰显一抓到底、务求实效的工作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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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以贯之，方得始终。坚定不移执行、不折不扣贯彻，中国共产党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可能。

　　贯彻之基——严密的组织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

　　2020年4月21日下午，雨后初霁，陕西平利县女娲凤凰茶业现代示范园区里，满山绿意，茶香扑鼻。

　　习近平总书记面带微笑，向正在工作的茶农们迎面走来。在他身旁的，是陕西省委书记、安康市委书记、平利县委书记、蒋家坪村党支部书记。从党的总书记，到村党支部书记，同时出现在产业扶贫第一线共抓脱贫攻坚，兑现对人民的承诺。

　　严密的组织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上下贯通、一贯到底的密码。

　　这个组织体系，贯彻的意志坚定不移——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

　　“如果党中央没有权威，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可以随意不执行，大家各自为政、各行其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党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就会成为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党的领导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语重心长地指出。

　　在一个拥有9600多万名共产党员、14亿多人口的大国，不折不扣、充分彻底地将党中央意志转化为每名党员的实际行动，至关重要。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我们这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因而更加团结统一。

　　这个组织体系，贯彻的制度严密系统——

　　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国共产党建立起由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共同构成的科学组织体系。

　　横到边、纵到底，49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上下贯通、执行有力。在无数个险要关头、关键时刻，这一严密组织体系发挥出了强大的组织力量。

　　从血火交织的硝烟战场到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从气壮山河的脱贫攻坚到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只要党中央一声令下，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义无反顾、冲锋在前，党的组织肌体“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叱咤变化，无有留难”，因而创造了一项项彪炳史册的伟大奇迹。

　　贯彻之要——坚定不移把党的二十大部署和要求落到实处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我们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现在，我们正意气风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党的二十大闭幕后，在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示。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视域中，讲政治从来不是抽象玄虚的，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执行力。要落实到具体行动上、体现在实际工作中，以强大执行力将马克思主义变成行动。

　　秉持一贯到底的作风，向着光荣和梦想开启新的远征，“贯彻”二字，依然是我们奋进新征程的关键密码。

　　新征程上看“贯彻”，要铺开“全面覆盖”的广度。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党的二十大所作出的决策部署涵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需要始终坚持系统观念，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谋划和推动地区部门工作要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前提，创造性开展工作，做到既为一域增光，又为全局添彩。

　　新征程上看“贯彻”，要推进“彻彻底底”的深度。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有近期的，有中期的，也有长期的。既要全面推进，又要突出重点；既要狠抓当前，又要着眼长远。多办打基础、利长远的事，在把握总目标、总方向、总要求的前提下，制定明确的时间表、施工图，扎扎实实向前推进。

　　新征程上看“贯彻”，要秉持“贯穿始终”的态度。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这就更需要我们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顽强意志攻坚克难，以“弄潮儿向涛头立”的胆魄能力开拓进取，乘风破浪、奋勇向前，完成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回首来时路，我们始终以一以贯之的态度披荆斩棘，攻克前进之路上的无数艰难险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站上新起点，我们仍要秉持一贯到底的作风，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大精神，向着更伟大的胜利进发。（记者林晖、胡浩、王鹏、徐壮）

　　海报设计：赵丹阳

　　技术：密雅琪、相昌盛

　　编辑：胡碧霞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