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圆》文/余丽琼 绘/朱成梁
“快过年了,想让孩子好好感受一下我们的传统民俗文化。”临近春节,家住北京市东城区的姜女士为记者展示了她刚为孩子购置的各类“中国风”童书:从神话传说到民俗科普,从立体剪纸到布艺拼接,一个个憨态可掬的生肖形象、一帧帧晕散交融的水墨画、一张张生动夸张的京剧造型……让在一旁阅读翻看的孩子十分兴奋。
如今,为孩子购书“阅读”已成为最有价值感的假期礼物,而中国原创童书也成为越来越多孩子的选择。那么,中国童书,尤其是近年来逐渐兴起的原创图画书有何新特征?发展中还存在哪些短板?如何探寻突破的方向和路径?
1.中国童书的“黄金十年”与原创图画书的兴起
五彩斑斓的图画、引人入胜的故事、新奇多样的版式……如今,当家长带着孩子走进书店、打开电商购书平台时,琳琅满目的童书专架、层出不穷的推荐榜单,让家长和孩子有了越来越多的阅读选择。这背后,正是中国童书行业近年来的“井喷式”发展。
童书出版蓬勃发展 儿童阅读迎来春天
进入21世纪,我国的童书发展迎来了“黄金十年”,连续多年的年均两位数增长,既让其成为中国出版的“领涨力量”,也助力我国跨入了“世界童书出版大国”行列。资深童书出版人海飞表示,当前全国580多家出版社中有550多家出版童书。中国已成为一个年出版4万多种、品种世界第一,年总印数8亿多册,拥有3.67亿未成年人读者,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有着友好出版交往的童书出版大国。
2021年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0~17岁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为83.9%,其中0~8周岁儿童家庭中,平时有陪孩子读书习惯的家庭占73.2%。姜女士告诉记者:“我每天都会陪孩子读至少半个小时的书。”正如报告数据显示,亲子阅读已成为低幼孩子家庭的重要活动之一。
《百鸟羽衣》图/文 蔡皋
“中国好书”精品迭出 原创童书比肩世界
进入新时代,为促进精品图书的出版,除了“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国家级奖项外,中宣部出版局还专门设立了鼓励中青年作家原创的“优秀儿童文学出版工程”。海飞认为,“多出好书,多出精品图书,追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高度统一,成了新时代童书出版的重要风向标”。许多少年儿童出版社把目标聚焦于“做强主题出版”,一批富有时代特色、内容丰富多彩的优秀主题出版物,如《我们的母亲叫中国》《丝路百科》《资本论(少儿彩绘版)》《共产党宣言(少儿彩绘版)》等受到青睐。
我国童书的优秀作品,正在和世界一流童书比肩——目前,已有蔡皋、朱成梁等多位画家获得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2016年,中国作家曹文轩荣获国际安徒生奖作家奖;2018年,画家熊亮入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短名单;2016年朱成梁凭借《老糖夫妇去旅行》获得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插画奖……
《荷花镇的早市》 图/文 周翔
新手爸妈热衷“绘本” “中国风”图画书悄然兴起
“虽然我们不在一线城市,但跟着电商榜单、育儿大V购书,和大城市的孩子们读的书一样。”家住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的赵女士,和身边众多80后、90后父母一样,非常看重亲子阅读,从孩子出生到现在,每逢电商图书打折季,频频为孩子“囤”绘本。
图画书,也称绘本,是一种文图共同参与叙事的儿童读物形式。由于以画为主、装帧精美,成本也较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童书市场上很多消费者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但随着先进的阅读观和教育观深入人心以及我国家庭购买力的迅速提升,图画书的引进和原创,已成为童书发展的新亮点。
“中国已不只是一个巨大的童书市场,而且正在成为原创图画书的重要来源地。”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张明舟说,当前,中国原创图画书出版之风正盛,作家和画家的创作热情高涨。此外,中国图画书的评奖机制也在不断完善,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图画书时代奖……与国际上历史悠久且知名度较高的图画书奖项相比,中国原创图画书奖项设立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迅猛。
插图选自图画书《中国》 于大武著·绘
2.中国原创图画书创作要攀上高峰,更要补齐短板
2021年7月底,“2021中国童书博览会”在京开展,博览会上,作为国际上最高水准之一的博洛尼亚插画展,吸引了家长和小朋友们的目光——戴礼帽的小鸟、安徒生笔下的雪皇后、朝着大海呐喊的小女孩……一幅幅优秀图画,用幻想带着色彩起飞,为孩子们打开了无边的想象世界。展览上,有家长感叹:“这些图画不是文字的附属,而是一幅幅优秀的艺术品。”“希望国内也多一些这样的作品!”
图像叙事亟待重视 跟风粗制乱象频出
“其实,我国图画叙事的传统可谓悠久,带插图的蒙书出版也早于西方。”国家图书馆少儿馆原馆长王志庚,以1955年出版、已在全球有着40余个改编本的图画书《萝卜回来了》为例,撰文分析了中国原创图画书全球化传播的情况。
但为何我国图画书始终没有走出“以文为主,以图为辅,图文并叙”的藩篱?王志庚认为,同一个故事改编成众多语种的图画书,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文字,“图像叙事”是根本。“在我国,以往的图画书以图配文、灌输道理、传授知识的较多。”长期致力于儿童图画书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晖表示,中国目前出版的图画书多是文字作者和图画作者合作完成的,图文合一作者不够多,导致有些作品在图文合奏、图像叙事方面完成得不甚理想。
近些年,我国原创图画书时有精品出现,但也有一些盲目跟风、粗制滥造的乱象。在一次研讨会上,著名儿童文学理论家蒋风介绍了他近些年的观察:有的图画书盲目模仿西方;有的作家创作时主题先行,往往找一个好人好事来编织故事;还有一些作品重复引进,个别图书在五年中就出了十二个版本……原创能力不足、重复出版、跟风出版、杀价竞争、IP储备以及服务支撑能力明显短缺等,都成为制约我国原创图画书发展的短板。
网络荐书商业气息浓厚 原创经典难被发现
“刚开始买图画书就是跟风买网红推荐的、销量高的,有时候也去抢购直播平台上的低价书。”姜女士坦言,这些购书经历让她碰到了不少质量低、与孩子年龄段不相符的图书,也让她慢慢形成了国内图画书大都“硬讲道理、缺少创意”的印象。但近两年,她在图书馆和专业阅读机构的推荐下,接触了不少国内经典原创图画书,为孩子带来了很多阅读中的惊喜。
随着我国全民阅读的深入开展及童书市场的持续升温,困扰家长们的,早已不是“无书读”,而是“选书难”。于是,迷茫的家长们开始参考国内外奖项、育儿大V推荐,甚至是网络主播、团购平台推荐等。“2021年少儿绘本市场中超过六成的销量来自引进作品。”开卷最新调查显示,引进图画书依然是市场的主力军,而系列图书和套装图书的知名度相对更高,获过国际大奖的图画书更易获得家长的青睐。
图画书在中国虽有逾百年历史,但直到2000年左右引进了一批经典外国图画书后,现代意义上的图画书才逐渐流行开来。“中国孩子的童年需要阅读多样文化的图画书,更需要阅读中国自己的图画书,以中国文化滋养童年、陪伴成长。”在陈晖看来,一批讲述中国故事、展示中国风貌的经典原创图画书,在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艺术传统方面具有独特价值和突出优势,但由于推广不到位等原因,很多家长并不了解。
“儿童视角”常被忽视 行业人才参差不齐
“你是否学过文学创作?有过专业插画的经历吗?”“都没有。”调研中,记者接触到两位在国外学习设计的学生,没有相关的学习经历和实践经验,仅仅是因为看到了童书领域的“商机”,毕业回国后就立即投身于此。
随着童书行业的蓬勃发展,近年来,许多不具备专业素养的从业者急于投身这一行业,导致原创图画书发展参差不齐的现象频出。“‘发现儿童’是图画书创作、发展中非常重要的理念,如果创作者童年文化认知偏差或童年观淡薄,都会造成原创图画书品质的下降。”陈晖认为,童书创作并不是低门槛、高收益的工作,创作者不仅应具备文艺创作的基本素养,还应真正地“发现儿童”。
“图画书以图为主,文字很少,看似简单,实则包罗万象,内涵很深,需要作者有细腻的生活经验、丰厚的审美素养,并能洞悉儿童的认知特点。”图画书作者含含(原名韩娴)表示,深入理解图画书的特质是创作优质图画书的前提。作为《我爱你,中国》科学家系列图画书的创作者之一,从深夜研读黄大年的报告文学到与学者探讨形成情感共鸣,从考证还原现实场景到频频拜访科学顾问,含含数易其稿、反复打磨,而她之前的图画书创作更是历时数年之久。
海飞也呼吁:“出版业工作者要实事求是,理性发展,不要过度宣传,过度市场化;作家写得慢一些,画家画得精一些。”
3.中国原创图画书的未来之路该如何走
调研中,多方专家学者表示,经过多年实践,中国原创图画书已取得了长足进步,未来应在创作实践、阅读推广、理论建构以及评价标准等方面寻求更大突破。
提升创作者与编辑的综合素养,致力于图文合奏创作意境,助推原创图画书迈向兼具“民族”与“世界”魅力的国际化发展之路
“要想走好图画书的中国化、时代化、国际化的发展之路,需要把握原创图画书的创作立足点。”海飞在采访中表示,既不要生搬硬套,过度崇洋媚外,又不要过度食古不化,缺乏时代气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通过图画书,向外国读者讲好时代化、国际化的中国故事。
资深出版人、编审刘蕾表示,图画书的创作在把握立足点的基础上,作家与画家的合作尤为重要。“一本好的图画书一定是多方合力而成的:作家、画家、编辑缺一不可。”她认为,图画书的文字要简洁洗练、表意精准,为画面预留足够的表现空间。而图画书的画家则要从故事主题和立意出发,选取适宜的场景去表现文字,力求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图文合奏创作意境。
针对“目前原创图画书中图文合一创作者较少”的状况,刘蕾认为,随着图画书理念的普及和深入,未来会有部分图文合一的创作者从画家中产生。正是由于自身的创作经历,含含特别呼吁在未来的人才培养上,吸纳更多复合型尤其是理工科背景的画者,为中国原创科普图画书的发展助力。
而承担着“寻找故事、呈现故事和推广故事”重任的编辑,更是黏合作家和画家的“第三方力量”。编辑对图画书本质、儿童心理及图画书市场的了解,良好的文字和图像审美能力,对图画书的完成度及质量有着重要影响,因此,该群体应在不断学习中提升专业度。
学校和阅读推广机构应加大对优秀原创图画书的推广和应用
2021年,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委托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组织来自学前教育、儿童文学、插画、思政等专业领域的百位专家,遴选出347种幼儿图画书,其中中国原创图画书占比78%。此外,国家图书馆少儿馆《原创100——中国原创图画书核心书目》系统整理和收录了我国自2000年以来出版的原创图画书。这些书单为学校和家长有针对性地选择符合儿童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的图画书提供了参考。
国家图书馆少儿馆“文津少儿讲坛”和“低幼悦读会”负责人殷宏淼表示,学校和相关社会机构可以此类榜单为范本,促进原创图画书相关课程的研发和应用,通过教师师资培训、亲子阅读指导等多种途径,体系化推广中国图画书阅读教育,让多元丰富的中国原创图画书真正走进课堂、走进儿童的日常生活,让他们在阅读中感受到中国文化的无穷魅力。
随着儿童对图画书阅读需求的增长,殷宏淼表示:“培养真正理解图画书性质、具备专业图画书讲读能力的教师以及相关从业人员,也是推广原创经典图画书的重要途径之一。”
在文化传承中树立中国图画书的理论体系和评价标准
当前,国内的学术刊物时常发表儿童文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许多文学类报刊也为儿童文学的理论和创作研究开辟专栏,但相对而言,原创图画书研究成果的发表阵地还有待扩展。
“在原创图画书的研究方面,应深刻把握中国原创图画书的性质和特点。”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毕海表示,原创图画书的“中国性”和“民族性”,是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图画书理论话语体系的重点。
图画书作家、编辑周翔认为,中国的色彩美学与西方有本质不同。西方的颜色醇厚浓烈,东方的颜色温润顺平。因此,对中国原创图画书的研究要充分借鉴中国传统美术、文学、艺术设计等学科的理论资源,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更为学理化的研究。
此外,针对中国原创图画书的评价标准,陈晖强调,既要把握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趣味性,又要关注中国故事与中国元素的表达方式。在向世界各国的孩子讲述中国故事时,要避免将其概念化、简单化及表面化,避免集中指向民俗风情,流于固化的中国符号,要以图画书的话语方式表达中国文化,让图画书中的中国元素、中国风格与时俱进。
(光明日报记者 白雪蕾、陈雪)
(调研组成员:王一典、谢喆)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07版)
隐匿意识:苏醒的征兆?******
隐匿意识:苏醒的征兆?
撰文 扬·克拉森(Jan Claassen) 布赖恩·L.埃德洛(Brian L.Edlow) 翻译 臧迪
昏迷病人无法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看上去早已失去了意识。但科学家发现他们大脑深处潜藏着隐匿的意识,这很可能是他们能否苏醒甚至康复的关键。
1.神秘的昏迷
一个医疗小组围在玛丽亚·马祖尔克维奇(Maria Mazurkevich)的病床四周,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她身上——而她却什么都没做。7月里炎热的一天,30岁的马祖尔克维奇被哥伦比亚大学纽约长老会医院收治入院。在入院前数日,她在家中突然丧失了意识。起因是大脑血管破裂,出血区域对她大脑的关键区域造成巨大压迫。彼时,医院神经重症监护室的医护小组正在寻找能表明马祖尔克维奇可以听到他们的任何迹象。她当时还需要机械呼吸机辅助呼吸,生命体征平稳,但没表现出任何具备意识的迹象。
马祖尔克维奇的父母也在她的病床边问道:“我们能和女儿说话吗?她听到我们说话了吗?”但她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在两位作者中,克拉森医生是马祖尔克维奇医疗小组的成员。当他要求马祖尔克维奇睁开眼睛、举起两根手指或者动动脚趾时,她一动不动。她的双眼也不会跟随视觉线索移动。然而,她的亲人仍认定她还“在那里”。
马祖尔克维奇确实“在”。医疗小组给她做了脑电图(EEG)——通过在头部放置传感器来监测大脑的电活动,同时要求她“持续开合右手”,然后“停止开合右手”。尽管马祖尔克维奇的手没有任何动作,但在两种命令下,她的大脑活动模式表现出了差异。大脑的反应清楚地表明,她察觉到了这些指令,并发现这两种指令是不同的。此后大约过了一周,她的身体开始跟上大脑的步伐。伴随着细微的反应,马祖尔克维奇开始渐渐苏醒过来。不到一年,她几乎完全康复了,身体和认知能力都没有出现重大缺陷。现在,她已经成为一名药剂师。
2.隐匿的意识
马祖尔克维奇的经历展示了“隐匿意识”(covert consciousness)的存在:一种大脑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理解外部世界、身体却没有反应的状态。当医生使用先进的脑成像方法或复杂的脑电活动监测技术,对表现为昏迷或其他无反应状态的病人进行评估时,高达15%~20%的病人能表现出具备隐匿意识的迹象。但多数能探测到隐匿意识的技术和方法,直到近期才得到完善。
这些方法正在改变我们对昏迷和其他意识障碍疾病的理解。而我们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也表明,对于早期就发现拥有隐匿意识的病人,最终能完全恢复意识和认知功能的可能性更高。如果是在几十年前,这些发现可能会让绝大多数神经科医生和神经科学家大吃一惊。由此可见,识别这种隐藏的意识状态,以及研发如何与处在这种状态的病人交流的方法极为重要。
昏迷病人的标准定义为无意识、无法被唤醒、没有任何知觉或与外界环境互动的迹象。与处于深度睡眠中的人相比,由严重脑损伤导致昏迷的病人可能看起来并没有差别,只是大多数昏迷的病人不能自主呼吸,需要依靠呼吸机和人工气道的辅助。
一些人认为陷入昏迷很容易恢复,或者反之,认为昏迷后,人就进入了一种“活死人”状态——这两种极端的认知都是错误的。对于这种现象,电影、小说等作品对于昏迷的通俗描述或许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例如,在电影《杀死比尔》中,乌玛·瑟曼饰演的新娘突然从长期昏迷中醒来,在没有任何喂养管辅助进食的情况下,她看起来营养充足、状态良好,在数小时内就完全恢复了体力。然而,现实远比电影情节更具挑战性,昏迷病人漫长的康复之路,总是伴随着各种频发的医疗并发症、身体机能退化等问题。他们恢复的进程在缓慢地小步前进,但也不得不走上许多回头路。严重脑损伤后昏迷的病人通常需要留置胃管以获取营养,接受气管切开术以通过颈部的人工气道呼吸,而后还要经历数周至数月的康复阶段。但身体恢复的过程总是多变且不可预测,即使对于像马祖尔克维奇一样最终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对昏迷病人过于悲观的看法也是不准确的,人们可能会认为所有这类病人都注定无法从昏迷中苏醒,直到最终离世,或者他们即使活下来也会伴有严重残疾。但对于一些病人而言,即便经历了长时间昏迷,他们仍有可能恢复意识、沟通能力甚至生活自理能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医学界对昏迷和意识的看法已经发生改变。在20世纪60年代,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医生注意到,一些昏迷的病人睁开了眼睛,但没有表现出与周围环境的交互。许多此类病人一直保持这种状态直至离世,这使得一些临床医生认为,一旦以这种方式失去意识,就不可能再恢复。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关于“永久性”植物状态的病人恢复意识的报道开始出现在医学文献中。不同于昏迷,在植物状态下的病人可以睁闭双眼,但他们仍然无法做出自主反应。这些报道推动神经重症监护和康复医学领域发展出了更精细的分类,比如微意识状态。这一状态的特征是具备非言语反应,比如用眼睛追踪物体,或间歇性遵从指令。医生发现,病人的预后与所处的这些状态有关。例如,从植物状态转变为微意识状态的病人进一步康复的可能性更大。
在重症监护室,能及早发现并预测意识恢复往往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通常家属需要在病人受伤后的10~14天内决定继续还是停止生命维持治疗——此时外科手术是支持长期辅助呼吸和临床营养的必要治疗方法。此外,对于隐匿意识的诊断还可能会影响照护目标、疼痛管理、临床医生和家属的床旁诊疗操作和护理行为、抑郁和焦虑管理等相关的临床决策。
3.理解和诊断
那么对于临床医生和病人家属,要如何理解隐匿意识呢?我们可以从闭锁综合征的视角来了解一些概念。闭锁综合征的病人可能保留了正常或接近正常的认知,但无法支配身体执行大多数运动动作。这一病症说明了仅基于运动功能去判断意识、思维能力和情绪表现的局限性。1966年,神经病学家弗雷德·普拉姆和杰罗姆·波斯纳在他们的专著《昏迷和木僵的诊断》(The Diagnosis of Stupor and Coma)中创造了术语“闭锁”。他们将大仲马的经典作品《基督山伯爵》中的诺瓦蒂埃·德·维尔福描述为“一具有着灵动双眸的尸体”。在临床实践中,闭锁综合征的病人通常无法移动他们的四肢,但许多人可以稳定地控制他们的眼球上下移动,从而响应口头指令。一些病人也能眨眼或者做出其他细微的面部运动。
以闭锁状态生活的体验,被《ELLE》杂志的编辑让-多米尼克·博比生动地描绘了出来。1995年,让-多米尼克·博比突发中风,中风阻断了从大脑运动皮层到脊髓和四肢的信号传递,也导致他失去了说话和移动四肢的能力。此后,他开始用眼球的移动来与他的语言治疗师交流,并撰写了一本回忆录——《潜水钟与蝴蝶》(于1997年出版)。这本书捕捉到了闭锁综合征病人可能会经历的恐惧、挫折和希望。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处于闭锁综合征状态的病人曾述说自己的生活很有意义。
而隐匿意识状态的病人完全丧失了外在的运动反应,远甚于闭锁综合征的病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也丧失了内心世界。2006年,美国西安大略大学的神经科学家阿德里安·M.欧文和同事检测了一名有严重创伤性脑损伤的年轻女性,该病人拟诊为植物状态。医疗团队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对她进行了评估,该技术是通过追踪大脑中的血液动力反应来显示脑中的激活区域。在扫描过程中,临床医生要求她想象自己正在打网球或正走过自己的房间。令欧文和同事惊讶的是,这位女士的大脑活跃程度与健康志愿者相当。而对比网球任务与步行任务,她的大脑活动模式也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状态,这表明她可以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大脑活动模式。
此后,临床医生在世界各地的病人中发现并确认了隐匿意识的存在,而这些病人有着不同类型的脑损伤。2017年,麻省总医院重症监护室接收了一批严重脑损伤病人,他们看起来对外界毫无知觉,但临床医生却在他们身上同样发现了隐匿意识。这表明隐匿意识不仅会发生在病人昏迷数周之后,也可能发生在近期受伤的急性期病人身上。为了诊断隐匿意识状态,临床医生使用不同的行为任务,比如要求病人开合双手,或者想象自己正在游泳,同时他们借助脑电图或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记录病人在执行这些任务时的脑响应。尽管使用的方法有所不同,但世界各地的多个研究小组已经能再现这些脑响应。具有隐匿意识的病人在被要求移动身体部位或想象做某项活动时,可以有意地改变他们的大脑模式。但从表象上看,他们的身体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试图完成指示运动的迹象。
然而,我们对这种认知功能超过运动表达的状态仍然知之甚少,而脑电图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也都有局限性。这些方法可能无法在一些后来恢复意识的病人中检测到有意的大脑活动。同时,这两种技术还可能受到镇静药物的干扰,而镇静药物是保障大多数危重病人安全或舒适的前提。此外,功能性磁共振成像通常需要一个专门的机房。这意味着,想要做磁共振扫描,就需要将身体状况不稳定的病人从重症监护病房转移到机房中,这一过程很可能会置他们于危险之中。还有一个问题是,磁共振成像的重复测量过程并不容易,因此它只能提供短时间内病人意识水平的快照。脑电图的设备倒是可以经常放在病床旁进行检测,它能在不同的时间内捕捉意识水平的快照——但是这种方法也有不足。重症监护室里其他医疗设备产生的电子噪声会影响脑电图读取到的信号,导致测试反映的是伪迹而不是真实脑活动。
尽管这两种方法仍然需要改进,但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它们可以用来诊断隐匿意识,它们也已经在美国(2018年)和欧洲(2020年)的临床指南中得到认可。如我们研究小组在2019年发表的工作所展示的(2022年也再度证实),如果能在病人脑损伤后的早期探测到隐匿意识的存在,就可以预测病人在随后也能出现意识恢复的表现。预测还可以具体到行为的恢复、长期功能的恢复以及恢复的速度。而在此类研究突飞猛进的基础上,一群科学家于2019年共同发起了“昏迷治愈行动”。这是一个由神经重症监护学会牵头的国际合作项目,旨在引导医疗资源和公众关注这一疾病,达成研发促进意识恢复新疗法的目标。
神经病学家正尝试开发一种测试手段,用来判断哪些病人可能处于隐匿意识状态,从而为选出的病人做进一步的脑电图和功能性磁共振检测。虽然世界各地的实验室正在努力开发这种筛查方法,但进展缓慢。这是因为隐匿意识出现的结构和功能性机制尚不明确,临床医生无法明确具体需要寻找些什么。最近的研究表明,脑损伤切断了丘脑——一个在身体和大脑之间传递运动信号和感觉信息的区域——与负责高级认知功能的大脑皮层之间的联系,这可能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然而,导致病人运动功能障碍、同时却具有隐匿意识的,可能并非单一类型的损伤,而是多部位出现的多种损伤的组合。严重脑损伤病人的意识水平会经常波动,也使得检测隐匿意识的临床工作进一步复杂化。这种意识水平的波动意味着单次评估可能会遗漏重要的信号,因此病人可能需要接受多次测试。
4.与昏迷者沟通
基于最近有关隐匿意识的发现,研究人员正试图借助脑机接口设备与这些病人重新建立联系并进行沟通。当医生要求病人在电脑屏幕上移动鼠标光标时,这些设备可以记录病人大脑的电活动。通过“训练”,计算机将“学习”识别病人试图向左、向右、向上或向下移动光标时脑中产生的生理信号。一旦训练完成,脑机接口设备就可以通过识别大脑模式来帮助病人用意念控制光标。这些病人甚至可以用这种方法来选择字母,实现拼写出单词。
显然,脑机接口设备将是隐匿意识病人与外部世界沟通的理想途径。但若想使用这种技术,还需要克服巨大的挑战,特别是对那些急性脑损伤病人而言。这些病人的持续注意能力可能已受到损伤,因此长时程的脑机接口训练通常不太可行。此外,重症监护室繁忙嘈杂的环境也不是进行脑机接口训练的理想场地。回到本文开篇描述的案例,尽管马祖尔克维奇具有隐匿意识,而且她最终恢复情况极好,但她在当时也没能激活脑机接口,实现与医疗团队或家人的沟通。
事实上,隐匿意识病人与外界的沟通也可以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实现。几年前,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认知心理学家马丁·蒙蒂曾研究过一组无行为反应的病人,他尝试用磁共振成像法判断他们是否具备隐匿意识。蒙蒂想探究的是,通过识别不同的功能性磁共振激活模式,判断病人是不是可以准确地回答出“是”或“否”。这项工作需要实时地分析成像数据,因此需要协调大量不同种类的技术。参考欧文在2006年的研究,蒙蒂也让病人想象自己正在打网球或者正走过自己的公寓。不同之处在于,蒙蒂并非单纯地寻找大脑活动的信号,他更想知道病人对问题的理解能力是否好到可以做出准确的应答。他告诉病人,如果一个问题的答案为“是”,那么就想象自己正在打网球;如果答案为“否”,那么就想象正走过自己的家。最终,蒙蒂在研究对象中识别出一位能使用这种方案进行稳定交流的病人——他创建了一种大脑活动模式用于回答“是”,另一种模式用于回答“否”。尽管对于这一方案能否扩展到更广泛的应用还存在疑问,但他的研究表明,与处于隐匿意识状态的病人进行沟通是可能的。
若想进一步改善与隐匿意识病人的沟通,需要在床旁使用可靠的工具来识别他们。目前,许多研究团队正在开发更先进的沟通技术,比如脑电图技术,因为它更容易纳入重症监护室的临床常规中。而在使用脑机接口设备时,也可以结合大脑活动信号之外的生物信号,比如心率,这样就可以通过算法解码病人控制计算机的意图,提高识别的准确性。
对隐匿意识的诊断和探索,除了能解决救护危重病人这一紧迫的问题外,还具有探索人类心智的潜力。意识是我们之所以为人这种体验的根本,但在隐匿意识状态下,意识与行为却是分离的。那么隐匿意识病人的内在精神生活是什么呢?可以说,对隐匿意识的检测从根本上影响了我们对个体人格和自主性的抽象理解。目前,我们还无法通过脑机接口与隐匿意识病人进行深入交流。而迄今为止,那些恢复了沟通能力的隐匿意识病人在之后接受采访时,都表示不记得有隐匿意识的经历。比如,马祖尔克维奇并不能回忆起她在重症监护室昏迷那段时间里的任何事情。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隐匿意识的经历仍然是一个谜。
但不管隐匿意识的发生机制如何神秘,医生都必须利用所有可用的技术和资源,在那些似乎没有任何反应的病人身上寻找是否有意识存在,这是对医生的道德约束,它并不神秘。在“昏迷治愈行动”的引导下,增加获取这些技术和资源的机会已是医学界的一个基本目标和挑战。有了这些工具,我们可以期待一个所有隐匿意识病人都能为自己发声的未来。
(本文译者臧迪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的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意识缺失状态的神经基础、意识障碍的神经影像诊断与神经调控治疗)
(图文由《环球科学》杂志社供稿)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