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和鹿钟麟等在北京会见******
中新社北京1961年10月13日电(记者/徐曰琮)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四位老人——熊秉坤、温楚珩、李白贞、邱文彬和鹿钟麟,今天上午在北京和溥仪会见。
会见的地点在政协礼堂的第四会议室。
上午11时,溥仪走进会议室,首先与鹿钟麟紧紧地握手,鹿钟麟一见溥仪,第一句话就是“奇遇,奇遇!”溥仪对他说“今天你看到的,不是从前的溥仪,而是新生的溥仪啊!”
这个曾经三度做皇帝的溥仪,1924年被当时身为西北军将领的鹿钟麟从北京故宫里赶出来。事隔37年,这两个曾经的敌对者,今日又在北京见了面,怪不得鹿钟麟要连连说“奇遇”。
会见的空气,显得十分轻松愉快。他们谈笑风生,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溥仪紧紧地抱着鹿钟麟和武昌起义打第一枪的熊秉坤一起照了相。溥仪以自豪的口吻说:“现在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公民了。”
鹿钟麟笑着问溥仪:“你还记得吗?当时我把你押出王宫送到‘醇亲王府’,临下车时我问你,你愿意做老百姓呢,还是做皇帝?”
溥仪说:“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说要做老百姓,可是,老实说,那时心里想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说得大家都笑了。
溥仪说到1924年被逐出宫和1945年被苏军俘获后送回中国时的心情。他说,同样是害怕,心情却不同。1924年被押解出宫时虽然他吓得不得了,但是还想到能够保全性命。二次大战后被苏军送回中国,他想到共产党手里是必死无疑了。谁知经过将近10年的改造,不但没有死,反而得到了新生。他说:“我真正是亲身体会到毛主席的伟大!”
50年是一个不短的历程,老人们又经历了多少坎坷。武昌首义的四位老人今天还是和溥仪第一次正式会见。熊秉坤当时是第八镇工程营的一个班长,是武昌起义打第一枪的人。温楚珩在当年和詹大悲等几个人带了两连兵一起光复了汉口。邱文彬率领炮队在汉阳龟山开炮,一炮炸翻了湖广总督瑞澄的签押房,吓得瑞澄从后院墙挖个洞逃走了。李白贞则是一个艺术家,开了个照相馆做掩护工作,革命军的印信就是他手刻的,现在陈列在革命博物馆里。
老人们娓娓地谈到辛亥革命时的斗争情况,又谈到辛亥革命后生活的遭遇,对今年隆重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似有无限感慨。他们都热烈地祝贺溥仪的新生。
熊秉坤对溥仪说:“今天你已改造成为新人,我们都很高兴。在我们祖国大家庭里,各族同胞都是平等的。我大你20岁,你还年轻,希望你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多做一些事,我也要争取多做事。”
溥仪说:“我虽然已经55岁了,但正像一个初生婴儿,还要发育长大。”
溥仪今天穿了一套天蓝色新的哔叽中山装,胸前别着一颗毛主席像和一颗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章。
午餐时,大家一起碰了杯。过去,武昌首义的老人们是捏着枪杆子的;鹿钟麟进宫逐溥仪时手里还捏着一颗空心炸弹。今天,大家端起了注满祖国美味葡萄酒的高脚杯,在祖国的大家庭里干了温暖幸福的一杯。
【世界说】美媒:美执法机构依赖技术导致错误抓捕 有色人种被误识可能性高于白人100倍******
中国日报网1月4日电 据美联社3日报道,日前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执法部门因使用面部识别技术,导致一名乔治亚州男子被误认为是逃犯而被捕,律师表示,案件再次引起人们对数码工具使用中的种族差异的关注。
据《泰晤士—皮卡尤恩报》/《新奥尔良倡导者报》报道,28岁的黑人男子兰德尔·里德(Randall Reid)于2022年11月底在佐治亚州迪卡尔布县被捕入狱。他的律师汤米·卡洛杰罗(Tommy Calogero)说,执法部门错误地将里德与发生在杰斐逊教区和巴吞鲁日的钱包盗窃案联系起来。里德于11月25日被捕,12月1日被释放。他的被捕引起了人们对该技术新的关注,批评人士认为,这项技术导致有色人种的误认率高于白人。
“他们告诉我,我有一张杰斐逊教区的逮捕令。我说,‘杰斐逊教区是什么?’”里德说。“我从未去过路易斯安那州。然后他们告诉我这是偷窃罪。但我不仅没去过路易斯安那州,也没有偷东西。”
据《纽约时报》报道,法庭记录显示,巴吞鲁日警察局的一名探员根据杰斐逊教区警长办公室对里德的识别,得到逮捕令,指控里德是同一周另一起奢侈钱包盗窃案的三名嫌疑人之一。杰斐逊警长乔·洛平托(Joe Lopinto)办公室未对此案及该机构对面部识别的使用等相关问题作出回应。
里德的案件再次引起了人们对路易斯安那州和其他地方使用面部识别工具的关注。执法部门使用面部扫描和人工智能辅助面部识别软件在美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并与关于种族不平等的对话交织在一起。一些研究表明,该技术更有可能错误识别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而不是白人,从而导致错误逮捕。
皮尤研究中心2022年的一份报告发现,66%的美国成年人表示,他们认为面部识别技术用于监控黑人和西班牙裔社区的频率将远高于其他社区。另据华盛顿邮报此类报道,在2019年美国的一项联邦研究中被测试的几个算法的结果显示,与白人相比,误识别黑人或亚洲人面孔的可能性高达100倍。
一些人认为,面部识别技术应该只用于为警察提供线索,而不是作为唯一的证据,而且警察不应过分依赖其结果,也不应将其应用于所有低级别犯罪。还有批评人士认为,那些过分信任系统结果的官员——或者像研究人员在一些警察部门发现的证据那样,为了获得更好的结果而改变搜索图像,最终可能会把举证的责任推给无辜的人,他们可能不会被告知逮捕他们时使用了什么调查手段。
(编译:马芮 编辑:韩鹤)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