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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佰家富app2024-02-12 17:48

秉持生态文明理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秉持生态文明理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朱鹮野外种群从1981年的7只增加到6000余只，藏羚羊野外种群从7万只增加到约30万只，在野外一度消失的野马、麋鹿重新建立起野外种群……这些野生动物种群的恢复，离不开这些年来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驾护航。

　　2022年12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将于2023年5月1日起施行。

　　“此次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为了加强对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坚持保护优先、规范利用、严格监管的原则，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主任岳仲明表示，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进一步完善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制度，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做好与生物安全法、动物防疫法、畜牧法等相关法律的衔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与新形势下野生动物保护实际需要相适应

　　“2021年云南大象北上及返回之旅，让世界看到了我国保护野生动物的成果。”岳仲明介绍，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于1988年制定，2004年、2009年和2018年三次修正，2016年进行了修订，“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在加强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和拯救繁育工作，维护生物多样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0年5月至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和野生动物保护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评估野生动物保护法，广泛收集各方面对法律修改的意见建议，为修改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提供依据。

　　“检查中多地反映，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以及配套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与新形势下野生动物保护的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执法检查报告显示，存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与相关法律衔接不够等问题，表明相关法律制度亟待修改完善。

　　对此，野生动物保护法在修订过程中广泛征求和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最大限度吸纳民意、汇聚民智，科学决策。

　　2020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对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会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将修订草案印发各省(区、市)人大和中央有关部门、全国人大代表、研究机构、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征求意见，并在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布修订草案，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2022年8月，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会后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共收到3806位社会公众提出的12057条意见，另收到来信11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介绍，社会公众主要就规范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展演、放生等提出了意见建议，相关意见建议在草案三次审议稿中作了体现。

　　修法完成后，推动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已提上日程。岳仲明表示，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加快制定、完善相关配套规定，健全联合执法工作协调机制，严格执法，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

　　回应社会关切

　　加强外来物种防控、细化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

　　近年来，诸如外来物种入侵、野生动物损害人身财产安全问题等新闻不时见诸媒体，引起社会关注。野生动物保护法在修订中对这些社会热点问题也予以了积极回应。

　　“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规定，从境外引进的野生动物物种不得违法放生、丢弃，确需将其放生至野外环境的，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岳仲明介绍，发现来自境外的野生动物对生态系统造成危害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等有关部门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控制措施。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谢屹表示，外来物种危害是全方位的，不仅导致本地物种灭绝、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改变、退化以至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丧失，更严重危害到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应当选择适合放生地野外生存的当地物种，才能够实现因‘放’而‘生’。”

　　此次修法中，还增加了“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加强对放生野生动物活动的规范、引导”等内容。“一些社会公众放生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放生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做到合法有序。”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秦天宝表示，随意放生野生动物，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统的，需要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此次修订中，对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的细化也成为一大看点。

　　近年来，随着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一些地方野猪等野生动物泛滥成灾，危害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和农牧生产。“野生动物肇事的问题根源在于野生动物活动区域与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区域的空间重叠。”谢屹表示，得益于我国多年持续重视野生动物保护工作，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但作为关键栖息地的自然保护地因为面积既定和生态承载力有限，导致了此类问题呈现加剧态势。

　　此次修法对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予以细化，其中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根据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调查、监测和评估情况，对种群数量明显超过环境容量的物种，可以采取迁地保护、猎捕等种群调控措施，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生态安全和农业生产。

　　“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在野生动物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下，采取措施造成野生动物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秦天宝表示，修订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还将中央财政对致害防控的补助范围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扩大到其他致害严重的陆生野生动物，“因此诸如野猪等野生动物也被纳入其中。”

　　凝聚各方合力

　　为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提供直接法律依据

　　做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工作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近年来，随着公益诉讼制度在凝聚生态环境保护合力方面作用愈发凸显，此次修法新增的公益诉讼相关条款，对满足实践发展需要和破解制度发展瓶颈是关键一步。

　　“此前，依据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野生动物保护实际上已经‘隐含’在了公益诉讼适用的范围之内。”秦天宝表示，此次对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则明确为检察机关等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提供了直接法律依据，这同时也有利于调动相关社会组织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的积极性。

　　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唐家河保护区)是大熊猫的重要栖息地，属2019年1月挂牌成立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2015年以来，四川省青川县某肉羊养殖场以及村民韩某某等长期在唐家河保护区内违法放牧，破坏了大熊猫及其伞护的野生动植物的生态环境，尽管唐家河保护区管理处针对上述违法行为多次向有关主管部门书面报告，但问题未能得到解决。

　　2020年5月，青川县检察院主动走访县内自然保护区时发现该案件线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督促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履职。同时，检察机关兼顾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养殖户合法权益，推动党委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养殖户退出自然保护区补偿问题，引导自然保护区原住居民利用现有资源发展乡村振兴产业中的重点项目、有偿参与国家公园管理。

　　“本案是中国大熊猫栖息地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第一案，彰显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在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厅长胡卫列介绍，自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益诉讼案件2万余件，既涉及国家保护的陆生、水生野生动植物，也涉及动物栖息地、自然保护区，以及对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治和本地重要生物种群的保护等。

　　“如今公益诉讼条款写入野生动物保护法，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与林业和草原、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协作配合，形成公益保护合力。”胡卫列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深入调研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办理情况、制定相关办案指引，指导各级检察机关规范办理此类公益诉讼案件。

　　版式设计：蔡华伟

　　本报记者张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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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中外对话 | 为什么中日动画片里都有孙悟空？******

　　中新社北京9月9日电题：为什么中日动画片里都有孙悟空？

　　作者徐文欣金旭

　　2022年，中国动画走过百年。这段跨越百年的长篇故事见证着中日动画人互相学习、成长的过往，也记录下两国友好交流、文明互鉴的印迹。

　　这些印迹中，有孙悟空和阿童木的跨世纪握手，有小哪吒与一休哥的童年记忆，也有中国水墨同日系唯美的交相辉映。

　　经典动画何以体现中国故事的内核？动画如何为中日文化交流搭建桥梁？动漫产业发展之路何在？近日，中新社“东西问·中外青年对话”邀请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副厂长陈波、东京大学表象文化论博士陈龑、日本孔雀动漫文化传播股份公司(アニチャイナ株式会社)董事长远藤贵司展开对话。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民族风格何以亮相世界？

　　中新社记者：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在60多年里贡献了500多部作品。为什么这些经典动画能成为时代的记忆？其中有哪些里程碑式作品？

　　陈波：回顾百年中国动画史，其实也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上美影”)的漫漫成长路。作为中国动画电影的发源地，上海的开放多元为动画创作者培育了深厚的文化土壤，激励一代代动画人实现梦想。

　　在此期间，上美影贡献了很多“第一”：第一部彩色动画片《乌鸦为什么是黑的》、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中国美术片《神笔》、第一部彩色木偶片《小小英雄》……这些优秀作品开创了中国动画的辉煌时代。从艺术审美和艺术修养来看，老一辈的动画家们深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结合中国民间故事，在美术风格上追根寻源，精益求精，开创出水墨动画、剪纸动画、木偶动画等多种形式，不断探索出更具“中国风”的民族风格，为中国动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很多耳熟能详的作品也成为几代人的童年回忆。

资料图：由上海交响乐团和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联合出品的交响电影音乐会《天书奇谭》亮相2018上海夏季音乐节。上海交响乐团供图

　　中新社记者：中国有哪些动画成功出海？这些作品是怎么创作出来的？

　　陈波：《大闹天宫》《哪吒闹海》《鹬蚌相争》《三个和尚》等取材自中国传统故事的动画作品多次在国际上斩获奖项，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以《大闹天宫》为例，这部动画将孙悟空这一中国式的神话英雄再现于银幕之上，被法国《世界报》誉为“美感上不输迪士尼，风格上完美呈现中国传统艺术的作品”。

　　中国动画之所以能够获得越来越多海外观众的关注，是因为独具特色的戏剧元素和绘画风格，为大家呈现了不一样的动画表达方式，这是“民族性”的高度提炼，电影的艺术表达跨越语言、国界和时间，铸就经典。从创作的角度来看，经典动画背后蕴含了老一辈艺术家对人生、对世界、对艺术美学的思考。不论是从表演的细腻程度、剧情结构，抑或是美术功底，优秀作品必定能够历久弥新，经受住时间的考验，给人以常看常新之感，为观众带来不同层面的思考。

资料图：《大闹天宫》中的孙悟空形象。

　　中日动画何以牵手百年？

　　中新社记者：作为中日动画的研究者，您认为中国动画同日本动漫之间有何联系？

　　陈龑：中日两国动画起步时间相近，都属于舶来品，二者虽各具风格，但在技术交流、人才培养等方面互动密切。

　　日本动漫充满极富东方神韵的中国元素。1926年，日本动画导演大藤信郎创作了日本首部西游记题材漫画——《西游记孙悟空物语》。

　　一些日本动画师还前往中国创作并生活，持永只仁曾以中文名“方明”在中国定居并创作，其1950年执导的《谢谢小花猫》流传至今，为新中国动画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值得一提的是，1958年，日本首部彩色长篇动画《白蛇传》讲的也是中国故事。

　　20世纪80年代，中日动画往来愈加密切，典型代表为“日本漫画之神”手冢治虫。手冢因看了万籁鸣执导的《铁扇公主》入行，一生深受其影响。去世前3个月，手冢仍忍着病痛前往上海拜访万籁鸣。他的第一部动画题材源自西游记，最后一部作品则名为《我的孙悟空》。

　　这个时期，日本的电视动漫进入中国市场，从《铁臂阿童木》到《哆啦A梦》再到《聪明的一休》，这些作品是几代人的美好童年回忆。

　　当下，中日动画界的往来愈加频繁，除了共同动画项目的制作，还有创作者的接触以及观众间的互动。

《手冢治虫物语我的孙悟空》宣传海报

　　中新社记者：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动画产业如何推动中日人文交流？

　　远藤贵司：动画是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产业，日本和中国同为亚洲国家，有相似的文化价值和社会环境，民众很容易产生共鸣。

　　中国动画在人物对话、人际关系、世界观、饮食及情感表达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日本观众通过接触中国动画，会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因此，我认为要创造和扩大日中民间交流的机会，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文化联系以寻求新的发展。

　　陈龑：动画产业的交流多为民间自发行为。因此，加强中日动画创作者的接触交流，使业界涌现出更多优秀作品，让中日观众变成文化相通、爱好相同的朋友，发现彼此文化中的美好，他们自然会找到最佳沟通方式，这种沟通方式可能是一份装扮，也可能是一个角色，这就是动画超越语言的魅力。

动漫市场何以续写传奇？

　　中新社记者：随着动漫市场的扩大，难免会出现只看票房、不看制作的产品，在您看来，动漫如何实现内容和市场的双赢？

　　远藤贵司：动漫产业方兴未艾，要实现内容和市场的双赢，首先需要培养原创漫画和小说市场。热门的原创作品改编成动漫的模式不仅使作品价值得到进一步开发，动漫市场也会越来越活跃。其次，成功的动漫作品不仅取决于故事题材的选择，也取决于角色IP的打造。极具魅力的角色是吸引消费者、保证商业利润的关键。例如，吉卜力工作室的作品《龙猫》，上映之初票房不及预期，但通过各类周边的衍生，成功获利。这个看起来十分适合拥抱的萌物也成了日本的“米老鼠”，可见，周边产品和版权的二次开发利用可以成为动漫业的支柱。最后，我认为放眼海外市场非常重要，角色商品在全球大受欢迎，能够为动漫内容和市场带来热度和助力。

　　中新社记者：国产动画市场如何才能涌现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陈龑：在我看来，国产动画产业生态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我们不仅需要有优秀的创作者，还要有优秀的团队和投资方。

　　《大圣归来》便是一个产业良性循环的例子，观众为优质动画买单，投资者的资金得以回收，于是更多的资金愿意流入动画业，反哺出适宜的创作氛围。在这种环境里，创作者更愿意展示自己的作品，为投资方发现“黑马”提供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