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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专题片何以引发关注******

　　多地纪委全会召开前后推出警示教育片 大力营造严的氛围

　　反腐专题片何以引发关注

　　本报记者 韩亚栋 管筱璞

　　1月28日，春节假期结束后首日，湖南省十二届纪委三次全会现场播放了专题片《忠诚与背叛——2022湖南反腐警示录》；当晚，《一严到底——贵州正风肃纪反腐》在贵州卫视开播。此前，江西、广西、海南等地也纷纷推出《“赶考”路上》《清廉建设 勇毅前行》《利剑护航自贸港》等专题片。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将正风肃纪反腐实践成果转化为警示、教育、宣传资源，有助于推进廉洁文化建设，增强对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的价值情感认同。专题片在社会引发广泛关注，反映了干部群众对全面从严治党成效的认可，更饱含着公众对持续深入正风肃纪反腐的新期待。

　　释放反腐败斗争一刻不停、永远吹冲锋号的强烈信号

　　酒以百箱计，烟以千条计，家成了烟酒店铺，自己俨然就是烟酒老板——《忠诚与背叛》中，湖南省农村信用联社党委原书记赵应云出镜忏悔：“这三年时间在农信社，是被烟熏倒的，是被酒醉翻的。”

　　在湖南省农村信用联社工作期间，赵应云在干部职务晋升、贷款发放等事项中，大肆收受礼金、烟酒、购物卡等，小到几千元，大到几十万元，涉及人数之众、金额之多，令人触目惊心。赵应云称，烟酒于他，有如“家庭的印钞机”，“单位给我发的是年薪，我通过处理和变卖烟酒，特别是通过我的司机来变卖，司机给我发的是月薪”。其妻明知这些烟酒来路不正，却乐在其中，“觉得(信用社)是企业性质的，可能没那么严”。今年1月，赵应云被“双开”，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自2018年起，在每年的湖南省纪委全会现场，都会播出警示教育专题片《忠诚与背叛》，与会人员人手一本《警示录》。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反腐专题片既是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的忠实记录，也是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反腐专题片多点开花、渐成惯例，释放了反腐败斗争一刻不停、永远吹冲锋号的强烈信号。

　　《清廉建设 勇毅前行》中，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委原书记李新元反思称，自己的毛病是“贪权、贪财、贪色、贪玩”。

　　“李新元表面上说对党忠诚，实际上却早已丧失理想信念，是典型的‘伪忠诚’。”专题片披露，李新元在各种会议上要求党员干部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自己却首先变质。未如愿晋升副省级干部，他竟听信风水转运之说，把行政大楼前的4000多平米荷花池填平。

　　李新元善于伪装、到处作秀，包装其廉洁自律形象。其胞弟交代，“表面叫我们不要打着他的旗号，私下里让我们去钦州和贵港拿到项目，非法得到了一定的利益。”接受老板宴请时，他多次带头并号召在场公职人员各自掏出100元作为“伙食费”。

　　经查，2003年至2021年，李新元直接或通过其特定关系人索取和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7亿余元。其中党的十八大后收受的占97%，党的十九大后收受的占82%。最终，李新元被“双开”。2022年9月，李新元一审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从主政一方的‘一把手’蜕变成当地政治生态的‘污染源’，专题片披露的案例警示我们：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遏制增量、清除存量的任务依然艰巨。”庄德水说：“必须坚决摒弃权宜之计、一时之举的思想，坚决克服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坚决防止转变风向、降调变调的错误期待，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永远吹冲锋号，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剖析腐败案件的政治危害，督促引导党员干部不折不扣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忠诚与背叛》呈现的湖南省湘潭市委原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曹炯芳案，引发关注。不少人注意到，专题片讲述该案的切入点是腐败问题，落脚点是贯彻党中央大政方针不坚决、不彻底、不到位问题。

　　城市建设本应根据地方实际量力而行。2016年5月，曹炯芳就任湘潭市委书记后，在全市大拆大建，不顾财力、不切实际盲目提出，将每一条城市道路打造成景观路、精品路、样板路，累计铺排项目345个，总投资617亿元。钱从何来？曹炯芳给的政策是——创新融资渠道，大开举债闸门。市、县两级平台公司争相当起违规融资举债的急先锋。

　　2017年7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党中央要求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曹炯芳却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继续违规举债，当地债务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他在任5年多里，湘潭成为湖南唯一被财政部列入一类预警地区的市州。

　　曹炯芳在片中“现身说法”：“正是因为对中央的大政方针贯彻不坚决、不彻底、不到位，有些方面搞了变通，所以为湘潭整个经济发展，特别是对未来留下了很沉重的负担，我是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

　　为有效化解金融风险，按照党中央和省委部署，湖南省纪委监委将违规举债和虚假化债专项监督作为开展政治监督的重要任务。省纪委监委坚持从政治上查起，把债务问题作为审查调查重点，深挖彻查背后权钱交易、利益输送问题，共留置曹炯芳等69名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

　　党中央作出的决策部署，涉及党和国家方方面面，每一项都与全国人民当下和未来的生活紧密相关，每一项都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明确具体的工作要求。党中央决策部署到哪里，政治监督就跟进到哪里，这是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责使命。

　　海南自贸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和对外开放重大举措。人才是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生力军。2018年5月，海南启动“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出台人才落户、住房保障、子女入学等方面服务保障政策。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办证中心履行出入境管理及户口迁移管理职责，时任中心副主任梁宁、辜春漫等人本应为来琼人才提供便利高效落户服务，却为非法中介团伙办理“假人才”虚假职业证书认证和户口落户大开绿灯。不到两年，累计违规办理3465名“假人才”落户，帮中介非法获利逾1.6亿元，从中受贿3000余万元。

　　海口市纪委监委对涉案公职人员立案审查调查19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4人，移送司法机关18人，追回赃款1.6亿余元。梁宁、辜春漫等人被“双开”。市纪委监委发出以案促改工作建议，督促海口市公安局党委开展违规落户人员户籍清退等整改工作。该局在整改中完善规章制度，不断推出各项为民便民利民举措，户政业务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我们对案件的反思整改，并没有停留在通报个人贪腐问题上，而是通过深刻剖析案件的政治危害，引导大家反思在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上存在的差距，不断纠正政治偏差，不断校正发展航向。”海口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杨会春说：“政治监督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保障，也是督促全党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有力举措，要在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上下更大功夫。”

　　既在“惩”字上下功夫，又着力做好“治”的文章，不断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和更大治理效能

　　《清廉建设 勇毅前行》中这句话让人印象深刻：深入推进重点领域专项整治，要着力在“惩”字上下功夫，又要做好“治”的文章。

　　自2015年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监狱管理局先后有四任“一把手”被查处。作为继任者，该局原党委书记、局长李健却并未汲取教训。他让妻子改行当律师，通过收取服务费等方式来收受好处费。2014年至2021年，李健利用职务便利，为20多人在工程项目承揽、物资采购、人事任免、刑罚执行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2037万余元。2021年8月，李健被“双开”。2021年12月，李健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150万元。

　　针对此案暴露的监狱系统“一把手”腐败、官商勾结等突出问题，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监委加大整治力度，查处钟山监狱二监区原教导员向军等一批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分析研判腐败问题成因，提出纪检监察建议，推动自治区监狱管理局制定了24项制度。

　　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组织开展全区监狱系统“系统促治”工作，紧盯监狱系统“减假暂”、工程项目建设、国有资产管理、人财物审批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研究制定《广西监狱人民警察错案责任追究实施办法(暂行)》，划出错案追责“红线”；建立健全招投标代理机构管理办法、招标管理办法，建立“防火墙”；建立计算机随机抽取代理机构、业主评委工作机制，全面实行招标采购工作信息化管控，做到全程留痕；完善“减假暂”案件信息化办案平台，实现案件档案数字化，可查询、可追溯。

　　《利剑护航自贸港》中，这样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2020年10月，在海南省纪委监委督促下，临高县政府对长岛蓝湾房地产项目3栋违建高楼依法拆除。

　　位于海南岛西北部的临高县，素有“鱼米之乡”美誉。一段时间以来，该县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缺失，县委县政府多名“一把手”自身不正、任性用权，使得长岛蓝湾房地产项目违规建设，侵占海岸带，破坏红色景区风貌。海南省纪委监委坚持自然生态问题和政治生态问题一起查，全面揭开临高系列腐败案的“盖子”，铲除了长期以来阻碍临高经济社会发展的积弊毒瘤。

　　临高在全县广泛开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大学习大讨论活动，对全县违规填海造地、侵占海岸带等破坏自然生态问题进行排查整改，针对一些党员干部违规办企业、插手工程、吃喝风严重等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坚决肃清系列腐败案件造成的影响，持续打造自然生态和政治生态的绿水青山。

　　作为临高经济发展重要“增长极”，临高金牌港开发区一度因不法商人与领导干部相互勾结、霸占公共码头和海域影响开发建设。随着以案促治深入推进，县政府依法收回被长期圈占的金牌港码头使用权，大力发展东港码头装配式建筑产业，推动西港码头旅游和游艇生产基地建设，彻底扭转园区发展停滞不前局面，金牌港开发区重焕生机，一跃成为海南十三个重点园区之一。

　　坚决铲除啃食人民群众利益的“蝇贪”“硕鼠”，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指数”

　　“打虎拍蝇”的背后，是为人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这在专题片中也有生动呈现。

　　“那大镇那恁村委会爱图村民小组原副组长符冠余，长期把持操纵爱图村民小组，挪用和侵占集体资金几千万元用于偿还债务、个人挥霍及家庭花销。”2018年9月，一封中央巡视组转来的群众来信，引起海南省儋州市纪委监委关注。不久，中央扫黑除恶第18督导组转来的举报件，同样指向符冠余。

　　调查发现，符冠余长期与多名刑满释放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勾结，聚众赌博，放高利贷，拉拢村民小组干部，威胁恐吓村民。他还操纵村民小组选举，李永海被推到前台，成了爱图村民小组组长，成为其侵占集体资金的帮凶。

　　儋州市纪委监委抽调多名办案骨干成立专案组，加强与公安机关协同配合，对符冠余等人违纪违法问题深挖彻查。经查，2012年至2018年，符冠余指使李永海从村民小组账户分17次将1677万余元集体资金转入其个人账户，李永海从中侵占93万余元。俩人还非法转让、出售宅基地79套，非法获利4000余万元。2019年7月，符冠余被开除党籍。2020年12月，符冠余、李永海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十九年；分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00万元、100万元，分别并处罚金420万元。

　　作为海南省琼海市人民医院的骨科权威，骨关节外科原主任冯光和骨病外科原主任胡东山非但没有心系患者，反而向他们伸出“黑手”。利用拍板决定用哪家骨科耗材公司产品的权力，他们毫无顾忌从中收取提成，比例最低的8%，高的达25%。这些回扣最终都是由患者来买单。

　　47岁的王雪是琼海本地人，一直做保洁，其丈夫做保安，家里有80多岁的父母和两个正在上学的子女。4年前因突发不适，家人带着王雪找到冯光治疗，做了两次手术。虽说有医保报销，个人仍要负担好几万元。这笔治疗费，对她和家人是笔沉重的负担。王雪的治疗费用中，骨科耗材共计9.8万元，冯光从中提成7800元。

　　专题片透露，胡东山和冯光在挑选骨科耗材时，从未从患者需要和减轻其负担的角度考虑，而是看哪个骨科耗材能让自己的回扣更高。2013年1月至2020年8月，胡东山170余次收受回扣228万余元，冯光150余次收受回扣总计382万余元。2021年2月，胡东山、冯光受到政务开除处分，后被判处有期徒刑。

　　案发后，琼海市人民医院出台规章制度和措施，推动把患者的医疗费用降下来。同类病患较先前的治疗费用普遍下调20%-30%。

　　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强调，“坚决整治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问题”。多地纪检监察干部在专题片中表示，要坚决铲除一切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蝇贪”“硕鼠”，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的政治根基。(中国纪检监察报)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